胡启恒，女，模式识别专家。陕西榆林人。历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模式识别及机器智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从事模式识别研究工作。1970年负责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只电动假手。1976年组织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用于邮电部门信函自动分检流水线的手写数字识别机。
基本介绍
胡启恒，女，1934年6月15日生于北京，原籍陕西省榆林。自动控制技术专家。1963年毕业于原苏联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部研究生部，获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1995年当选为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科协副主席。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 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中国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领域最早的探索者之一。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从手写数字的识别开始，发展了识别算法和邮码识别样机。作为模式识别的应用项目，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研究了基于模式的信息分析和决策规则的归纳推断方法，领导建成了中国在模式识别领域的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致力于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与经济的结合、Internet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在相应领域中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人物贡献
胡启恒是中国计算机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自动化学会第四届理事长。
20世纪60年代曾参加国家科委组织的兰州化肥厂合成氨车间自动化试点工作。
1969年主持研制生物电控制电动假手。
1970年后从事模式识别方法和应用的研究她主持研制的自由手写体数字识别机，于1977年获全国科技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1979年任副研究员。
1980年应美国凯斯大学邀请，任电机与应用物理系访问教授，进行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决策规则和推断方法的研究。
历任模式识别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近年来在国内外发表《手写数字识别方法探讨》、《自动信函分拣手写字符识别机》、《句法模式识别的方法推断》、《决策规则的归纳步骤》等论文。曾领导中国科学院开放性实验室“模式识别实验室”的建设。为在中国发展模式识别学科作出了贡献。
生平事迹
1983 - 1989年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所长。
1988 - 1996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85 - 1994年任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
1984 - 1993年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
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6年被聘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2001年再次被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2002年被聘为国家信息化咨询专家。
现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会理事长。
成长经历
与毛主席会面
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一段话，曾经让一代人刻骨铭心：“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作为当年在莫斯科大学亲耳聆听毛主席演说的中国女留学生，胡启恒说起往事，脸上仍然洋溢着激情的光彩。
“……听说毛主席要跟留学生见面，莫斯科大学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为了维持秩序，前三排坐的都是军事留学生，都穿着军装，我们这些普通的大学生坐在后面。后来毛主席进来了，就开始有人往前走，我们一看有机会了，就赶快往前拥。没有座位了，我们就坐在中间的走道上，因为这样就可以离毛主席更近一点。当时真是非常兴奋啊，所有的年轻人，歌声和鼓掌的声音，差不多把房顶要掀掉了……” 那一年，胡启恒23岁，正在苏联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攻读自动化专业。莫斯科大学礼堂里热烈的场面，毛主席那充满激情和期望的演讲，在胡启恒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她深深地感到了一种责任，并从此张扬起了自己生命的风帆。
回国搞研究
1963年，胡启恒获得副博士学位，回到祖国，进入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当时赶上国家科委搞自动化会战，在重点企业里组织进行生产过程自动化的研究试验。但由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种种问题，加上不久后又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胡启恒参与的一些项目不了了之，直到现在，说起这些事情，胡启恒还是一脸无奈和遗憾：“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竞争'一说，工厂是被动的，它之所以还愿意让我们给它做自动化，不外是两个想法，一个是虚荣，因为是'国家重点项目'嘛；再一个，不用自己花钱，国家给投资，何乐而不为？但这绝不是工厂自己从心底里头愿意做自动化的，一旦我们因故撤走，我们在那里留下的技术也就没用了。因为没有竞争，节约不节约成本都无所谓。这和当时社会的体制、结构都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单纯地追求技术进步，而不改变这个社会的结构，国家的进步是很有限的。” 当然也还有让胡启恒觉得比较自豪的事，那就是邮政分拣机的研制成功。这是自动化所与邮政总局合作得最为成功的项目。
模式识别技术
尽管现在计算机知识已经非常普及，但许多术语从专家嘴里说出来，还是让我这个隔行的人听得一头雾水。胡启恒非常体谅，对我“科普”一番：你听说过“模式识别”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要用计算机来认字，要用计算机来识别图像或者各种物体，各种图形，包括文字、声音、甚至行为方式、现象，等等，这个就统称为“模式”。文革中，她和同事们有很多时间看书，开始接触到这个东西，觉得很有趣，也是个新的方向。就开始学习、研究这个课题，发展了新的算法，采取了先进的技术路线，做了一个实验的小设备，一试，还挺好使。
胡启恒说，巧就巧在邮政总局正在到处寻找合作伙伴呢。“中国人口多呀，邮政分拣信件的量特别大，很多很多分拣员，都是小姑娘，非常年轻，眼睛要非常好，手也非常快，那也做不过来，量太大了！邮政部门就考虑了，如果能让机器来识别信件上的手写字，或者邮编，能做到自动分拣，那就是邮政工作的一场革命呀！他们就找找找，找到我们自动所来了。” 胡启恒回忆说：“那会儿，忙得不得了，连孩子都顾不上管。”这时我才意识到她的“母亲”角色。胡启恒说：“现在回想起来，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对他们的注意真是太少了，送到幼儿园就不管了，不像现在的母亲，陪着孩子去学琴，去下棋什么的。好在我的孩子们都挺有出息，独立自主，很少依赖别人，否则我该觉得对他们欠得太多了。”
家庭影响
胡启恒说这可能与她的家庭有很大关系：父亲早逝，母亲没有上过一天学堂，却自己学会了识字，不仅可以写一手非常漂亮的小楷，还能写非常漂亮的文章。丈夫去世后，她给人当抄写，以微薄的收入拉扯着胡启立和胡启恒兄妹俩。胡启恒很动情地说：我们有一个和谐的、互相关爱的家庭。母亲让我知道，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做一个有益于这个世界的人。
尔后，她突然又说了一句：女子当自强。尽管话音不高，却令我震撼。
他人评价
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说起胡启恒，满腹感激：“有一件事情，可能启恒她自己都记不得了。她当时在科学院做秘书长，高科技企业这一块归她管。当时因为有一个工作环节卡住了，死活解决不了。联想当时是个小公司，想见院领导非常难。那天启恒在屋里开会，我就在外面等着，中间她匆匆走出来，我一下就把她拦住了。我说秘书长，我有话跟你说。她当时听了一愣，说那你快点给我把情况说完。我就给她说了一遍。她很严肃地听着，听完以后只说一句我知道了。我还以为她要表态怎么的，没有，扭头就走了。当时我心里还挺难过。没想到，第二天这事儿就解决了。” 在胡启恒任中科院副院长期间，正是中科院推进体制改革的紧要阶段，当时的院长周光召领着一班人，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不解，在坚持基础研究的同时，也坚决地支持科研人员办企业。
胡启恒说：我真的记不得了，这么了不起的柳传志，居然也有过那么为难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念，我们的科学技术一定要为我们国家的富强发挥作用，而且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的科技人员并不比美国的差。但是如果国家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体制的变化，光是科技人员努力，光是柳传志一人努力是不行的。现在整个大环境变了，市场经济框架、制度在我们中国已经确立了，联想、清华紫光、同方等等，才都能够脱颖而出。科技人员的报国之门是被改革开放打开的。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柳传志感恩于胡启恒对联想的支持，常常希望能“涌泉”报恩，比如让胡启恒“试用”联想的计算机啦，请胡启恒到香港演说时，给一些补贴啦等等，偏偏胡启恒“刀枪不入”，根本不接受。她用的联想计算机，是自己掏钱买的。到香港，给家人买小礼品，挑便宜的。柳传志说：“真没办法，太洁身自好，我都觉得她有点过分了。”
而胡启恒说：“真不过分，因为这样我觉得心里特别舒服，一点负担都没有。我觉得看到柳传志他们这些企业壮大起来，我们的国力强大起来，心里的感觉是最快乐的，这跟柳传志送给我什么东西是不能比的。我不需要他送给我任何东西，他把联想办得这么好，给咱们国家争了气，我就觉得非常好。”
相关事件
与中国互联网
在中国互联网界，流传着胡启恒的一句名言：“互联网进入中国，不是八抬大轿抬进来的，而是从羊肠小道走进来的。”
1987年9月20 日，中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从分组交换网发出时，全世界已经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加入了国际互联网。但是中国的加入却面临政治障碍。美国借口安全问题，不对中国开放互联网。
1994年4月，经过学者专家们的多方努力，中国正式连入国际互联网。中科院副院长胡启恒是作出努力的人们中的一员。
从此，中国进入了互联网时代。而胡启恒也和互联网结下了不解之缘。
互联网协会理事长胡启恒在2006年互联网公益日大会上
胡启恒说她最早接触互联网是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胡启恒有机会在美国工作了两年，回国前，有朋友问她：你对美国最深的印象是什么？胡启恒说，有三件事是她最羡慕的，一个是美国有发达的高速公路网，交通非常方便；第二个是美国有广阔的空间，不那么拥挤；第三个就是他们的计算机联网。那个时候，美国的计算机已经有很发达的网络，但还没有发展到今天全世界都普遍使用的规模。而胡启恒已经敏锐地感觉到，那是一个强大的资源，也是一个发展趋势。
“1994年我们科学院会打报告给国务院，要求国务院批准我们代表中国加入互联网。那个时候互联网在国际上已经很有规模了，网上已经有大量的资源，大家需要这个资源，它已经不只是为了计算机通信的需要。这件事情当时在社会上是不大有人知道，但是科技和教育界是非常清楚的，而且非常迫切要求的。国家立刻就批了，积极地支持我们做这个事情。” 但是，国内电信政策又成为了障碍之一，当时的邮电部没有适应多个用户共享信道的政策，“因为互联网的第一步是要靠电话线转递的，这就要向邮电部去求救，去跟他们租用电话专线。那个时候跟他们的规定有一些矛盾，当我们去租国际讯道，传递互联网的信息，从美国要连到中国，他们就要求，只能给科学院用，不能给清华和北大，如果再加上北航，那更不行了。在他们看来，如果多家使用，就是‘炒卖’这个电话线路，那他就要加倍收费。那时候我们科技界还比较穷，所以我们很害怕他要加倍收费，我们就千方百计地说服他们，跟他们说明这个网络就是要大家用的，如果不能够让大家用，那就不是网络了，它的作用和它的优点就没有办法体现了。”
胡启恒说，那时候真是苦口婆心地给他们讲互联网的优点啊：互联网的最大特点和最大优点就是资源共享，而且这个网不是商业网，没有任何赢利，只是教授们和研究员们做科研和教育。邮电部终于明白了，最终支持了他们，而且原先直嚷嚷着要“加倍收费”的话也不作数了。胡启恒说，也许是因为我们“不是赢利”的理由打动了他们。直到今天，中国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步，每一件事情，都有胡启恒的声音。如前一阵，国内外一些公司和机构未经中国域名主管机构批准擅自在国内宣传和推广各自的中文域名系统，给中国域名管理带来严重混乱。作为专家的胡启恒提出：我们当务之急是让我们的中文域名的试行体系尽快取得好的结果，并且在世界上取得应有的地位。我们并不是要管全世界的中文域名.COM，我们只是想使两岸四地的中文域名在统一的管理体系中有序地发展。
胡启恒说她已经是一个步入老年的人了，但她却又总是强调：“我的工作方式还是很时尚的啊！” 这倒是真的，她每天都会在网络上浏览世界各地的新闻，在电子邮箱里与世界各地的朋友交流。她很喜欢猫，在她的电脑里，有她的"猫写真集"，各种形态的猫图片，真是爱煞人。
胡启恒说，猫的生活非常简单，要求也很简单，只要给它吃饱了，有一个地方安全地睡觉，就满足了。当它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它会躲到一个角落里，不让你看见，而你看见它的时候，它总是快乐的。
胡启恒为我演示了她编撰的带配音的猫故事：
一天， 猫咪在家里巡视，这里看看，那里闻闻，忽然发现厨房里有点不对劲，于是它迅速地爬上了厨房的煤气管道，在紧贴管道的天花板上，它发现了一片水渍。
“哎呀！”它大叫起来，“水管都漏水了，你们怎么也不修修呀！”
望着胡启恒开心的笑脸，我忽然明白了，生命中的青春原来可以这样不以年龄来衡量的。
平和心态写人生
1978年，胡启恒作为当时比较年轻的科学家，参加了中国派到美国的第一个较高层次的科学考察团。为期一个月的美国之行，让她大开眼界，特别是让她了解到了美国信息技术的发展。回国不久，她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接待了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委计算机科学部的主任，一位华裔科学家。接着，她应这位华裔科学家的邀请，到美国他的计算机实验室作访问研究教授。在美国工作两年期间，胡启恒敏锐地感觉到，计算机联网是一个强大的资源，也是一个发展趋势。
1986年胡启恒在自动化所领导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为继续开展这个重要研究方向搭建了一个平台。
在这段时间里，让胡启恒觉得比较自豪的事就是邮政分拣机的研制成功。这是自动化所与邮政总局合作得最为成功的项目。胡启恒说，“中国人口多，邮政分拣信件的量特别大，很多很多分拣员，那也做不过来，量太大了！邮政部门就考虑了，如果能让机器来识别信件上的手写字，或者邮编，能做到自动分拣，那就是邮政工作的一场革命呀！他们就找到我们自动化所来了。”
经过艰苦努力，胡启恒等人设计出了能识别手写字符的邮政分拣机，识别率和其他性能都很先进。这实际上成了若干年后由邮电部门投入生产的国产邮政分拣机的最初的原理样机。采用自动邮件分拣，大大加快了书信传播的速度，提高了人们通信的效率，实现了“邮政工作的一场革命”。
探索科技体制改革之路
胡启恒说，上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两年，给我的触动非常大。在美国，科学研究并不是在“象牙塔”里，他们高科技成果的转化很快，从研究到生产产品的过程很短，这得益于他们的科研人员直接创办高技术公司。那时我只是自动化所很普通的一个研究人员，但我访美回来就立刻给科学院写建议，建议科学院应该鼓励科研人员创办高技术公司。
胡启恒的建议得到了中国科学院领导的支持。从1983年起，胡启恒历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兼自动化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秘书长，1988年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那段时间，正是中科院推进体制改革的紧要阶段。胡启恒在院党组的领导下，坚定探索和实践科技体制改革之路。胡启恒感慨地说：“那个时候就开始做这个高技术公司的梦。后来出现了联想这样成功的企业，我为他们感到真正的骄傲。”
说起胡启恒，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满怀感激：“有一件事情，可能她自己都记不得了。她当时在科学院做秘书长，高科技企业这一块归她管。联想当时还是个小公司，遇到了一个工作环节方面的问题，死活解决不了。那天启恒在屋里开会，我就在外面等着，趁她会议间隙匆匆走出来，我一下就把她拦住了，把遇到的难题给她说了一遍。她很严肃地听着，听完以后只说一句‘我知道了’。我还以为她要表态怎么的，没有，扭头就走了。没想到，第二天这事儿就解决了。”
胡启恒说：我真的记不得了，这么了不起的柳传志，居然也有过那么为难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念，我们的科学技术一定要为我们国家的富强发挥作用，而且我们应该有这个能力，我们的科技人员并不比美国的差。但是如果国家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体制的变化，光是科技人员努力，光是柳传志一人努力是不行的。现在整个大环境变了，市场经济框架、制度在我们中国已经确立了，联想、三环、清华紫光、同方等等，才能够脱颖而出。
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柳传志感恩于胡启恒对联想的支持，常常希望能有机会报答，偏偏胡启恒“刀枪不入”。胡启恒说：“看到柳传志他们这些企业壮大起来，我们的国力强大起来，心里的感觉是最快乐的，他把联想办得这么好，给咱们国家争了气，我就觉得非常好。”
互联网世界应该有中国的声音
早在1992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胡启恒负责中科院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攻关NCFC项目，该项目由世界银行贷款、国家计委负责招标，中科院、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三家分别投标，结果中科院中标。作为分管该项目的副院长，胡启恒的任务就是牵头组织实施这个项目。
当三家单位的网连起来之后，科学家和教授们提出：“我们需要互联网！”这一想法得到了国家计委、中科院和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大力支持。而美国借口安全问题，不对中国开放互联网，特别是在骨干网上不同意中国进入，闸门紧闭。
胡启恒回忆说：“当时科学院的钱华林教授等科学家在各种场合做工作，许多外国科学家包括美国科学家也积极呼吁。1994年我们科学院打报告给国务院，要求国务院批准我们代表中国去加入这个互联网。那个时候互联网在国际上很有规模了，网上已经有大量的资源。我们的副总理们非常有远见，立刻就批了，非常积极地支持我们做这个事情。经国家授权，我利用到美国参加中美科技混合委员会开会的机会，与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委主席谈判，据理力争，他终于同意中国互联网接入美国骨干网。很快，钱华林打电话来，说已经通了。”
1994年4月20日，在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中国实现了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成为国际互联网大家庭的第77个成员。就这么一连，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资源，特别是全球互联网发展的最新动态，对中国科研事业的发展促进很大。从此，中国进入了互联网时代。
采访中，记者听到了一个胡启恒多次向外国朋友讲述的故事。
1995年，一个叫杨小霞的13岁的中国农村女孩得了一种怪病，先是手指头有一个黑点，后来越来越大、越来越痛，当地医生认为是感染，于是做了些清理后就完事了。但回家后黑点还在不断扩大，整个手都烂掉了，只好截肢。4个月后另一只手也烂掉了，于是便送往北京治疗，几个月下来所有的抗生素都不管用，所有的医生都束手无策。于是科学院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发出了题为“来自中国的呼救”的信息。很快就有了来自全球的回音，初步判断是铊中毒，医生立马开窍，对症下药后杨小霞虽然失去了双手，但生命却得救了。如果没有互联网，杨小霞肯定没救了。
胡启恒和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在参加国际会议和活动时，深感互联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大舞台，它的范围甚至比联合国还大，联合国只有190多个成员国，而国际互联网则延伸到了246个国家和地区；联合国不太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而国际互联网则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互联网的确是一个比联合国还要大的舞台”。
互联网世界应该有中国的声音。2000年前后，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的胡启恒，联络几位工程院院士联名给中国科协提建议。于是中国科协和信息产业部等联合倡议，有70多家企业响应，在2001年5月成立了中国互联网协会，胡启恒被选为协会的理事长。这个协会成立以后，成为政府和互联网界的一个桥梁和纽带。现在这个协会已经有300多个会员。
人物视点
记者：回顾多年发展历程，您如何评价中国互联网的创新能力和现状？
胡启恒：应当说，经历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的互联网创新能力和发展水平都取得了巨大进步，涌现出一大批值得骄傲的企业，比如百度、腾讯、阿里巴巴，以及相关设备制造企业华为、中兴等等。
在基础技术方面我们也有很大提升。截至今年，在负责制订互联网标准的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中，以中国工程师为主制定的互联网标准已有17个。上个月，IETF的第七十九次会议刚刚在中国召开。10多年前，参加IETF会议的中国工程师很少，对于会上讨论的问题也觉得很难参与。而近10年来，中国的参与程度不断加深，来自有关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工程师们提出的不少创造性建议已被认可并形成标准。
此外，中国很多互联网企业的自有技术也具有非常扎实的功底。2008年，腾讯公司的QQ产品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颁发的即时通讯类软件全球创意金奖，这是国际上对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发展的高度肯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清华大学吴建平教授因为在推动中国互联网技术进步和发展，尤其是在推进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上的杰出贡献，今年7月被国际互联网协会授予业界最高荣誉--“乔纳森·波斯塔尔奖”。
当然，必须承认，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整体创新能力还不够，在对互联网的理解、利用程度和深度上仍与国际同行存在一定差距，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和积极推动。
记者：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胡启恒：互联网创新是应用性创新和技术性创新的统一。然而，那些原创性的互联网应用模式和技术，发源于中国的，还一个都没有。比如万维网，P2P（“点对点”技术），博客，SNS（社会性网络服务），微博……这些应用模式和技术的原型都来自国外。移动互联网也有不小差距。比如，国外移动互联网和地理位置服务相合，已开始应用在公交、出租车的调度和导航上，模式已趋成熟。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想象力，探索为中国用户所需要的、原创的应用模式和技术。
记者：应当如何认识互联网创新的特点？
胡启恒：互联网创新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从来不是颠覆性的，而是一种渐进的创新。不是把原来的东西推倒重来，而是在原有基础上创造新东西，丰富和多样化互联网服务。
同时，互联网创新也是一种开放性的创新。IETF可以作为互联网“开放创新文化”的代表。首先，它面向所有人开放，只要你提出的技术方案有价值，都可以向IETF提交申请报告，建立研究组，研究成熟并获得共识以后，就可以成为全世界的标准。其次，IETF规定，所提交的技术方案一旦被通过成为标准，该项技术内容要完全公开。正是这种开放性，使得互联网在短时间内迅猛发展并在全球范围内普及，无论富国穷国，都无需为互联网使用付出专利费。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离一个真正的互联网强国还有多远？
胡启恒：从互联网大国到互联网强国，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存在某一条标准，过了某条线就成为“强”国了。这个过程是通过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繁荣，是通过一点点的技术进步实现的。应当说，我们正在一步步踏踏实实地往前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
记者：在提升中国互联网创新能力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各自应承担怎样的职责？
胡启恒：回顾互联网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应该说，电信基础设施的超前发展为之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得益于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
我们发现，互联网始终是一个由民营资本主力推动的行业，例如两家知名的中国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和腾讯，一个起家于杭州，一个是起家于深圳，都是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直到今天，主要的明星企业也依然是民营企业。这在中国各行各业中是非常独特的现象。
这就是互联网行业的特殊性。它需要政府继续创造健康、公平、宽松的环境，激发企业家们挥洒创意和激情，实现梦想。像李彦宏、马化腾、马云等都是有梦想、有抱负的人。他们都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传记式人物。
更重要的是，希望政府在关注知名大企业的同时，更要给小企业以发展机会。数字显示，目前中国网商规模已达到7700万，其中6500万是个人。千千万万的小企业为中国的就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蕴藏着无尽的希望和创造力。中国互联网协会已经举办了两届“草根创业论坛”。我们认为，今天的很多小企业可能是明天的阿里巴巴，明天的腾讯。